来源：山东省文艺创作研究院 2020-02-28 11:03:16
自2020年初以来，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我国正常的社会生活受到严重冲击，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经济和文化活动被迫中断，焦躁、不安、悲观的情绪四处弥漫。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各界呼吁积极向上的艺术创作鼓舞人心，推动抗疫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人们欣慰的看到，中国艺术界积极行动起来，各级各类的艺术机构通过组织创作、在线展演等方式，积极介入到万众一心的抗疫运动中去。无数个体艺术家，通过捐助、呼吁、慰问、创作等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切实的努力。
在万众抗疫引发的艺术创作热潮中，美术创作是不可忽视也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画院画家、学院艺术教育者、社会职业艺术家、以及不计其数的民间美术家和美术爱好者，纷纷拿起画笔以及形形色色的造型材料，描绘抗疫英雄人物，记录疫情中的感人故事，通过网络、自媒体发布和传播，形成了一股气势恢宏的视觉艺术洪流（图1）。甚至过去注重个体体验的抽象和表现主义艺术家、沉湎于古典或唯美的理想主义艺术家，都不约而同的投身于当前的抗疫运动，获取鲜明而热烈的艺术主题。这些现象令人欣奋，也发人深思。是什么力量促使美术家回归社会现实主题？一场史无前例的疫病灾难如何影响了美术家创作的旨趣？中国当代美术是否会在这样的抗疫运动中发生某种性质和形式的变化？本文试图围绕今年新冠疫情中的当代美术创作态势，并结合2003年非典疫情以来的美术创作状况，予以历史性和比较性地分析。
图1 翁凯旋、刘影《决战前夜——记火神山医院建设》，布面油彩，100×360厘米，2020年
新世纪以来，我国美术界规模扩大，融入社会生活，形成贯穿创作、研究、收藏、市场等完整格局的生态系统，美术活动在文化政策和美术机构的引导下有序发展。然而，突如其来的大型疫灾迫使各种人群聚集性的美术活动陷入停滞：展会取消，拍卖延迟，画廊亏损，艺术企业停工。比如，非典期间我国不得不取消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计划，当年绝大多数国内展览、拍卖活动都延迟到了7-8月疫情结束之后。这种形势在今年显得更为严峻。据报道，2020年原定一系列重要展事，如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第七届设计上海、北京画廊周、Art Central年会等均不得不取消或延迟。而本来就步履维艰的画廊业更是雪上加霜，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网上调查显示，“艺术无用”论一再提起，忧虑和恐慌的情绪在美术界弥漫。显然，在经济受挫和收入衰减背景下，低迷的美术收藏对美术生态的消极影响是可以预期的。
不过，疫灾在对美术生态造成重创的同时，也蕴含了促使美术发生积极应变的可能。根本上看，受到阻滞的美术生态主要是一种“产业”形态，但美术的本质却不是产业。当美术活动不得不从文化产业链条中脱离出来，美术界将有机会重新思考美术的本性。实际上，由于我国特殊的国家扶持美术创作的背景，相当多一批学院和画院美术家受到艺术市场和文化产业生态影响有限，他们有能力也有责任在抗疫之际调整美术观念，重新建立美术和生活的关系。如《美术》杂志2010年刊登历史画《抗击非典》（图2）的作者赵振华讲述创作心路历程，就体现了学院画家表现生活之真的诉求：正是基于对这些“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身上凸显的光辉人性”的“缅怀之情和深深的感念”，才激发了他的创作冲动。显然，疫病之灾给社会造成的创伤，以及全民抗疫所表现出来的真实人性和民族情感，是促发美术家走进生活的重要因素。
图2 赵振华《抗击非典》，油画，180×520厘米，2010年，入选“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
这种态势在今年新冠爆发以来更为明显。没有了喧哗的开幕式、酒会、研讨会，美术家被抗疫的洪流裹挟，融入生活，回归心灵，倾听百姓心声，投身抗疫斗争，所积蓄的能量自然会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不可否认，在过去过度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中，美术的矫饰风、媚俗话语、材料技巧愈演愈烈，而精神内涵愈加空疏。不少美术家在生产性和表现性、物质追求和精神价值之间游离，迷失方向。然而，疫灾对美术产业的重创迫使美术家回归生活，表现真实人性和情感，这对于建构健康的当代美术生态必然产生重要的作用。
美术家介入疫情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就是对抗疫过程的视觉记录，并通过富有表现力的描绘激发观者的积极情感和必胜信念。这种通过艺术手段积极介入到公共危机的现象，在两次抗疫运动中都有表现。比如，2003年4月，当得知广州中医院护士长叶欣因公殉职的时候，老艺术家廖冰兄就含泪提议为英雄塑像，雕塑家唐大禧毅然参加创作，成为当时美术家介入抗疫的典型事件（图3）。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美术家积极行动起来参与创作，通过漫画、宣传画、国画、油画、雕塑等形式，写真白衣卫士，描摹感人故事，传播爱意，鼓舞人心，成为抗击非典运动的靓丽风景线。
图3 唐大禧雕塑《叶欣烈士像》，2003年，广东省中医院
无独有偶，这一情景在今年抗击新冠的过程中再次出现。早在1月28日，中国美协就发布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美术家致敬最美逆行者”倡议：“邀请美术家们为英模们画肖像、画速写，记录这些新时代最美的中国人”，呼吁“美术家拿起手中的画笔，以笔作枪，和全国人民一起共战疫情，用美术作品凝聚起人民群众抗击疫情的强大精神力量”。让人感到振奋的是，这一倡议得到了全国成千上万美术家的热烈响应。满怀真情、视角新颖的一批批画作创作出来，在第一时间经美协网站公开发表，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在这种风潮带动下，学院、画院、民间美术团体、个体作者、甚至海外艺术家都积极行动起来，共同融汇成抗疫主题美术创作的宏大景观。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美术介入疫情的万众洪流中，个体诉求跟国家意志实现了有机融合，美术家的自由表现跟社会性的集体表达之间取得了平衡。实际上，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个体审美跟集体价值不乏抵牾，官方和民间、主流和外围之间往往泾渭分明。但是，在疫病危机突发的状况下，不同阶层和群体的价值观冲突和利益分歧消解了，人们面对共同的生存处境，需要采用一致的思想观念和行动方案。这种现实使得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空前统一起来，“团结一心，同舟共济”，成为每个人心中回响的主题。正如非典期间评论者所言，“在历史上，每当灾难降临，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中国美术家都与国家、民族同生存共患难，丹青言志，画笔传情。今天，这一传统在非典降临的非常时期得到了继承和弘扬”。显然，在网络舆论日益开放、多元、混杂的当下社会，美术界的完整话语对于增强社会凝聚力，凝练民族精神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从历史眼光看，抗击非典和新冠的过程必将成为被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这种事件也必然会成为较长一段时间中当代美术表现的主题。新中国美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形成了以学院和画院美术家为主体的纪念性和主题性创作传统。从非典引发的美术现象来看，这种创作力量介入到抗疫主题表现乃是一种必然结果。比如，在2003年6月，也就是非典尚未结束之际，广东省宣传部就组织了以广州美院为代表的一批雕塑家，研讨集体创作大型“抗非典纪念雕塑”的可能性和方案。不过，抗疫主题不同于社会精英和领袖主导的重大军事、政治历史叙事，它的特殊性在于，其表现价值在于疫灾之际整个民族所遭遇的生存困境，在于平民百姓体验到的生命悲欢，尤其在于抗疫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富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普通人物。这种真实性、体验性、平民性，必然需要某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广州抗击非典《保卫生命》（图4）的创作，经历了意见征集、层层筛选、社会代表投票，历时三年而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成为耐人深思的艺术事件。
图4 大型抗非典纪念性雕塑《保卫生命》，广州，潘鹤、梁明诚、唐大禧、黎明、俞畅、钟志源等集体创作
那么，纪念性和主题性创作应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像疫灾之类社会公共危机表现？也许，两年后国家发起“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可算是对该问题的进一步解答。在2005年文化部艺术司发表的一百个《选题目录》中，“唐山大地震”“战胜‘非典’”这样的社会公共危机事件赫然在目。而在历时五年的工程实施过程中，政府、艺术家、理论家、文化机构等通力合作，使得国家赞助跟个体创作有机结合，美术实践和理论探究相辅相成，培育和建构了当代美术重大历史主题创作的观念体系和表现技术。不过，社会公共危机主题的表现也有其特殊性，如何处理“个体-国家”和“危难-救赎”的双重关系，是对美术家掌握表现能力和获取精神体验的考验。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2008年汶川“5.12”地震之后的美术创作中，特别是两个月后“第三届北京双年展”中，出现了一批较为成熟的汶川地震主题作品。像《热血·五月》《存在·2008·北川》（图5）《废墟下的光亮》（图6）《生命孤岛》等画作，视角独特，感情炽烈，尺度宏大，令人印象深刻。跟2003年比较来看，汶川震灾之后的美术反应更加敏锐，美术家处理社会公共危机主题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图5 汶川主题油画《存在·2008·北川》， 骆根兴，135×260厘米，2008年
图6 油画《废墟下的阳光》，200×600厘米，2008年，邵亚川、秦文清、马冰、忻东旺、雷波、朱春林、刘建平、马琳、林森、王克举等集体创作
无论跟非典还是汶川地震相比，新冠疫灾作为社会公共危机的影响力、危险性、破坏力都有了进一步扩展。由于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广泛传播力，美术家对疫灾事件的体验也更为真实而深刻。可以想见，在疫情过后的美术创作中，将会有更优秀的纪念性和主题性美术作品涌现出来。
当前新冠抗疫主题美术现象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新媒体在美术传播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现场活动纷纷停歇，各类美术馆、博物馆、画廊、拍卖行将线下活动改为线上，云看展、数字画廊、在线拍卖、艺术直播……各种在线艺术形态蔚然成风。中国美术馆推出“防控疫情·线上展览”展览系列策划，利用电子全息技术，观者通过数字美术馆可以观看到跟现场实体展示接近的视觉体验。这种方式在当下绝非个案。更具有活力的艺术传播途径是以微博、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移动平台。中国美协“众志成城·抗击疫情”，中国油画学会“抗击疫情·中国加油”，国家画院“向英雄致敬·为抗疫加油”，中央美院美术馆“非常疫情·CAFA行动”……这些主题鲜明的抗疫创作和展览，每个手机用户都可以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接收和观摩。而在微博中，“艺起抗疫”“以艺抗疫”“用漫画为抗疫加油”之类的热点、话题、超话、视频甚至直播比比皆是，每一个人，无论是万千普通百姓还是专业艺术家，都可以用极富个性色彩的艺术作品或行为参与到抗疫运动中。
新媒体对于艺术介入社会公共危机所产生的推动力是巨大的，抗击新冠运动可以说为新媒体跟艺术传播的结合提供了机遇。这种现象在非典时期，甚至在汶川震灾时期都是不可想象的。
2008年，真正意义的多媒体3G手机才刚刚问世。但仅仅十多年，由智能手机、iPad、微信、微博等技术建构的新媒体已彻底改变了整个世界的信息传播模式。其所蕴含的重大意义，在今年抗疫主题艺术的传播中得到了充分阐释。过去由上而下的单向传播转变为平等的、互动的、人人参与的交流；过去以作品为中心的鉴赏模式转换为打破媒介界限、以艺术行为为特征的创造和表达；过去艺术家超然于生活之外的创作者身份转变为时时刻刻处身于生活现实中的体验者。显而易见，这些转变正是当前全民皆兵、同仇敌忾的抗疫运动所要求的。这些天来，我们看到水彩名家刘寿祥先生跟普通人一样罹病去世，看到作家方方女士用朴素语言表述普通百姓的心声和感念，看到96岁黄永玉先生的率性直书“中国人活的有气势”……疫情当中的每个中国人都无不感同身受。
实际上，新冠抗疫运动不仅借助新媒体推动了艺术传播，还深切改变了中国社会对于艺术的理解和创作观念。虽然由学院和画院艺术家主导的主流美术创作依然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不可忽视，正如抗疫运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人人参与美术创作、艺术媒材界限的打破、个体诉求跟社会价值的融合，都变成现实中业已涌动的潮流。从这个意义过来说，美术不仅有效地介入抗疫，抗疫也重新塑造了美术。
新冠抗疫运动中美术创作蓬勃开展的态势，体现了我国当代美术表现社会现实生活的热情和能力。这也可以理解为新中国建立的现实主义美术传统在新的社会语境下的继承和发展。实际上，直到现在，国家文艺政策和主流理论依然从经典的“艺术跟社会生活”关系界定文艺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与此同时，由于社会语境的变化，当代美术创作也逐步吸收了现代主义的形式手法和表现观念，意识到艺术活动的体验性、多元性、交流性，因而实际上正在逐渐演变为一种日趋综合和开放的中国当代艺术。
图7 由26位油画家集体创作的大型油画《热血五月·2008》，200×2000厘米，于2008年5月拍卖并将所得3350万元捐赠灾区。作品主题、表现形式及赈灾行为均起到了良好示范效应。
不过，由于作者的背景、能力以及艺术认识千差万别，也因为多年来美术产业化和市场化根深蒂固的影响，看似繁荣的美术潮流中也隐含着值得反思的问题。比如，缺乏真实情感，只是借助抗灾题材博人眼球获取利益的“消费疫灾”的行为；再如，缺乏艺术观念和技术水平的支持，只是停留于图像临摹、风格复制从而导致大批肤浅的“类型化图像”问题；至于过去创作中存在的矫饰风格、技巧炫示、形式主义等现象也并未完全消失，依然在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显然，疫灾只是美术介入的对象，却没有从根本上重塑美术的能力。不难理解，在中国当代美术发展中，学院和画院为主体的主流美术创作和理论建构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图7），只有在积极的示范和启蒙中，日益大众化的中国当代美术才可能获得持续性地、健康地发展。
（作者：孟宪平，山东省文联签约文艺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