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秀 孙鹏 来源:《山东艺术》杂志 2022-11-27 10:28:55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鲁剧的创作和发展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的正面价值总能催发鲁剧的创作冲动,打造出无数精品佳作。新世纪以来的鲁剧创作一方面坚持主旋律精品路线,另一方面努力做到将儒家核心道德融入其中,通过思想深湛、艺术精巧的作品弘扬传统文化观念,在深化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闯关东》《沂蒙》《钢铁年代》《大染坊》《南下》等五部新世纪以来的精品鲁剧为例,挖掘和展现了其中包含的儒家文化提炼出的五个基本道德范畴——“仁义礼智信”,旨在阐释“鲁剧”中包含和彰显的传统道德文化风采和魅力,藉由鲁剧的力量使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在齐鲁大地乃至神州大地璀璨绽放。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提炼出的五个基本道德范畴,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文化也以儒家文化为主体与核心。山东文化与山东人的性格始终浸染着“仁义礼智信”的“上礼义、重廉耻”的道义精神与责任意识。
电视剧既是大众娱乐的主要途径,也是德育宣传的主要工具。好的剧集能够做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的有机融合,在保证观赏效果和审美体验的同时能够润物无声地化民成俗,平衡“大众化”与“化大众”之间的关系。从中国电视剧初创至今,鲁剧一直秉持着自身的艺术品格和现实主义的倾向,始终致力于创作地域文化浓厚、历史题材宏大、严肃厚重、含蓄内敛、贴近生活的年代戏。新世纪以来的鲁剧创作一方面坚持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精品路线,另一方面努力做到将“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核心道德融入其中,通过思想深湛、艺术精巧的电视剧作品弘扬传统文化观念。
以《闯关东》为代表的“仁”
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就是以人为人,以人为本,就是个体要对自身以外的生命保有基本的同情与关怀。在儒家看来,“‘仁’是为人的根本,是人的精神家园。用孟子的话说就是‘人之安宅’”。“仁”的理念是由己及人,由小而大,由血亲到他人,由本族到他族,由“爱人”到“泛爱众”,最终建立一个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敬互爱的大同世界。电视剧《闯关东》中的朱开山是孔子所推崇的道德化人格的代表,从开始的个体生存到举家的异乡安稳再到国家的民族兴亡,他始终能仁以对人,以和谐共赢的态度化解冲突,并且能给予他人尊严,做到仁德忠恕。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来源:豆瓣网
清末民初的关东生存环境恶劣,对于背井离乡的“闯关东”者来说更是如此,只有团结协作才能共度难关。“仁”主张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为了给自己的义和团兄弟报仇,朱开山毅然再次进入凶险的老金沟,并最终带领大家逃出。“仁”中所蕴含的“忠恕之道”告诉我们要能够换位思考,有宽恕他人之心。面对百般刁难的大金粒、金大拿、金把头等,朱开山胸襟宽广、包容一切,说的最多的话是“都不容易”“天下穷人是弟兄”“得饶人处且饶人”。成为元宝镇放牛沟的富户之后,面对韩老海的步步欺辱,他都是以“我和韩老海没账”化解矛盾。朱开山的处事方式一方面是由于传武有负于秀儿,朱家心怀愧疚,另一方面还是由于他宅心仁厚。朱开山由农转商之后,在哈尔滨受到了以潘五爷为首的热河商人的排挤。潘五爷父子为富不仁、欺行霸市,对朱家的山东菜馆反复作难,直到潘家输了赌约、潘老大被土匪打死,潘五爷才幡然悔悟。朱开山不但撕毁契约,还让传文、传杰给潘五爷作了义子,一场持久的商场争斗因朱开山的仁德而化解。
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仁”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以人与人之间的亲和来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仁”以“和”为最高价值。“和”在当今意义上,不仅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亦可赋予其国家、民族之间和谐的时代新内涵。如果说面对韩老海、潘五爷等人时朱开山表现的还是本族之“仁”的话,那么救下身染传染病的日本孩子一郎,并坚持将其认作“朱家四儿子”的举动便是跨越了国家、民族,超越了国仇家恨的大“仁”。朱家用大仁大爱感化了日本人一郎,在最后关头讲出了森田侵占山河煤矿的证据。朱开山待人之道是“仁”,他的成功与传奇经历也得益于此。
朱开山的“仁”不是“妇人之仁”,在兄弟情义、民族大义面前他毫不手软地打死老果子,陷害金把头,镖打金大拿、森田,甚至要杀死投靠日本人的传文,无底线的“仁”其实是“麻木不仁”,是对更多善良者的“不仁”。朱开山以一腔热血书写着仁道至上的生命赞歌。
以《沂蒙》为代表的“义”
“义”是仁的延伸,当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不同群体之间的价值与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需要准则和边界作为抉择的标准,以便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仁”是人道的义理与内在,“义”是人道的体现与外化,个人是否符合仁的准则取决于其行为是否出于义。“忠于义”要利他、利民、利国,要为了他人、民族和国家敢于舍弃自身利益,以至于舍弃自身的生命。“义”强调的是人对自身之外的道义责任,“义”的根本在于利他舍身的牺牲精神。电视剧《沂蒙》从朴素微观的平民视角诠释了民族危亡时刻中国普通农村妇女舍身取义的价值选择。

电视剧《沂蒙》剧照 来源:新浪网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非常重视“义”,强调公利与公义的一致,凸显了奉献在人生价值中的地位和意义。电视剧《沂蒙》中的每个人都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铁肩担义的无私奉献精神,故事特别通过于宝珍一家的数位女性展现了沂蒙老区人民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大义”。于宝珍大娘在抗日战争时期将两个儿子送上前线,大儿子为捍卫革命信仰而壮烈牺牲;解放战争时期,送丈夫支前,丈夫在江边被流弹击中牺牲;朝鲜战争爆发后,她又同意了小儿子的参军要求。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于宝珍深明大义,做到了“最后一口粮食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上战场”。当战争结束之后,为民族、国家做出了重大牺牲的于宝珍说出了“恩不是债”的质朴而深刻的话语,沂蒙人民为革命所做的努力并非为了胜利之后的补偿,而是利义冲突时的道德选择。
“义”是“仁”的立身之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义”主张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在国家存亡、民族危机的时刻,勇于牺牲自己,保家卫国。《沂蒙》中除了于宝珍外,李家的两个儿媳和两个女儿也都沿着母亲的脚步践行着义德。心甜为了解放军顺利渡河,带领全村妇女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充当人桥。心爱忍受了家族的流言蜚语坚持为八路军的孩子提供庇护,并在解放后忍痛将孩子送到了北京。李月成功说服婆婆和丈夫救治伤员,加入到抗日的阵营中,而婆婆也为保护八路军首长被鬼子打死。李阳一心参加革命,最终与伤残的孟奎结合。义是儒家对君子的品格要求,也是内化到中国普通百姓血液中的精魂。
以《钢铁年代》为代表的“礼”
“礼”者德之舆,敬者身之基也。礼主敬,是对他人表达恭敬与尊重的方式,是人区别于动物、文明区别于野蛮的形式。人是群居性动物,人的生存必然以他人的存在为前提,人与人之间只有待人以礼、互相辞让,才能和谐共处,共促社会的安定发展,正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要做明礼,首先要克己修身,要克制自己的欲望,践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行为规范。中国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礼是儒家崇尚的理想社会的道德框架与价值标准,是道德教养和文明素质的外在表征。在年代大戏《钢铁年代》中,陈宝国、冯远征、姜宏波为我们联袂奉献了一场礼德的涤荡之旅。

电视剧《钢铁年代》剧照 来源:豆瓣网
尚铁龙(陈宝国饰)和杨寿山(冯远征饰)从生死冤家到生死之交的恩怨纠葛支撑了电视剧的戏剧张力。尚铁龙豪爽硬朗、粗糙倔强,杨寿山细腻冷静、低调聪明,两人性格相反相成,而夹在两人之间的麦草(姜宏波饰)隐忍善良、淳朴勤劳。三人的情感虽然处于拉锯式的摇摆之间,但创作者没有将火红的工业题材变为桃红爱欲题材,而是将“礼”浸染其中。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坚持“礼乐为本,衣食为荣”。儒家历来颂扬的“孔颜乐处”,就是立于礼,以道德为立身处世之本。从待人接物方面讲,立于礼就是要确保自己的所有言行都符合礼的要求。电视剧《钢铁年代》中,尚铁龙和杨寿山之间的争斗贯穿了始终,但二人从来没有使用阴险的手段来赢得争斗,即便是在自己认定遭对手陷害的时候。尚杨两人的争斗是峥骨男儿的正面较量,是在尊重、敬佩对手的前提下的正当竞争。这样的竞争非但不失“礼”,还应视为君子自强不息的表现。尚铁龙、杨寿山、麦草三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也是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他们行为的出发点始终以他人的感受为准则,“发乎情、止乎礼”。杨寿山与麦草之间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独自一个人搬到小仓房里住。一方面是因为他身体上的伤残,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与未再成家的尚铁龙同处一个屋檐下,麦草之所以能嫁给他是因为当时尚铁龙已死。尚铁龙知道实情之后,趁杨寿山外出的机会,把小仓房的房门焊死。在他看来,既然妻子已然嫁给了杨寿山,自己就没有必要再打扰他们的生活。就麦草而言,嫁给杨寿山她从来没有后悔,尚铁龙活着回来之后她也依然陪在杨寿山身边,但同时她对前夫尚铁龙有亲情的责任,她尽自己所能地照顾身边的两个男人。他们对他人的谦让与尊重是对道德之“礼”的尊重。此外,幸福大院的姜德久、赵金凤、边立明、沈云霞等其他人也都和睦邻里、礼敬他人,将大院营造得幸福安康。
以《大染坊》为代表的“智”
“智”包括本体与道德两个层面上的内涵。前者的“智”是荀子所说的“知有所合谓之智”,其含义为知识、智慧,或者是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也可引申为求真、创新的精神;后者的“智”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其含义为“智”是明白是非善恶的能力,通过穷理尽性而将智内化为理想道德人格的构成要素。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君子应当是智者,智是“一种人格境界,不仅指处世的技巧和机心,也不仅仅是谋取名利的手段和本领,更重要的是指一种人之为人的价值追求和良知德性,表现为对社会公道正义和人生价值的大彻大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断惑、证真、辨伪”,智者应当“不惑”。
出身卑微的陈寿亭勤劳能干、聪慧过人,尽管自小以乞讨为生、目不识丁,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新的思想、理念与知识。小时候,他一边要饭,一边听书,从民间艺人处学会了为人、为商、处世之道;做学徒时,他抓住一切机会讨好师傅,偷学印染技艺;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之后,还在百忙之中请卢家驹读书读报以了解市场行情。

电视剧《大染坊》剧照 来源:豆瓣网
陈寿亭能够游刃有余地在土匪、奸商、日本法西斯商人之间运筹帷幄、回旋腾挪靠的是创新意识、求学精神和灵活的头脑。“五四”运动爆发后,陈寿亭受游行队伍的启发将厂里积压的四十匹窄幅布拿来做成条幅,并将印有飞虎牌广告的条幅送给游行的学生,这样的做法不但表达了自身的爱国热情,还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在如战场的商界,陈寿亭针对危机屡出奇招、化险为夷。面对青岛元亨染厂恶意竞争、窃取商业机密,陈寿亭不但获得了藤井的赔偿和让利,还使未获得真实配方的元亨无力支付退货,损失惨重。面对上海六合染厂的林祥荣傲慢无礼,陈寿亭不但高薪挖走了上海方面的高级技工,还诈购林氏的八千件廉价布。
陈寿亭才智谋略和锐意进取的精神建立在仁、义、礼、信的基础上,一方面他所使用的计谋手段都是被逼无奈之后的被动选择,从未主动陷害其他企业于不利局面,另一方面取得胜利之后的陈寿亭并未将对手赶尽杀绝,而是采取了合作共赢的方式,帮助对手渡过难关,最终和他们成为商业伙伴。即便是面对日本商人藤井,他也未将其置于死地。顽强机敏、智慧过人的陈寿亭是近代工商业崛起过程中的儒商典型。
以《南下》为代表的“信”
“信”者,人言也,指人所说的话和许下的诺言、誓约。信德要求人们言行一致、心口如一。信的核心是“真实无妄”,是对信念的坚守与忠诚,对符合道德规范的事,许诺之后就要勇于担当、坚持到底,取信于人是安身立命之本,值得信赖的人才会被委以重任。信往往和忠、诚紧密联系,信是对真实本性的忠诚。在儒家看来,“信是一切道德基础,是人际交往和社会正常运行的道德支撑”,言而无信、表里不一的人无以在社会立足,亦即“民无信不立”。电视剧《南下》中的孟思远为我们树立了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事业、一诺千金的山东好男儿的榜样。

电视剧《南下》剧照 来源:新浪网
作为中国传统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信”就是对某种信念、原则发自内心地忠诚,强调在人际交往中不应轻易许诺,许诺就要承担责任。《南下》讲述了解放初期为响应党的号召,大批山东干部南下接管政权、恢复国家建设、振兴城市经济、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等新形势的革命斗争故事。剧中孟思远与常山、三成等人在渡江前,面对生死未卜的未来互相许下誓言,无论谁发生了意外,其他人都会照顾对方的家人。常山为救孟思远而牺牲,当思远偶遇常山母亲时义无反顾地担起了照顾常山母亲和妹妹的重任。当老人跪求孟思远接受玉秀时,他艰难地放弃自己所爱,选择与玉秀结合。君子言必信、行必果,孟思远痛苦地履行着自己的诺言,而当行使完自己的义务后又选择回到伤残的爱人身边践行另一个诺言。
“信”不仅要信于约,更要信于义。信于义,也就是要忠诚于义,扩展开来说,就是要忠于真理、忠于正义、忠于民族、忠于国家、忠于职守。《南下》中从农村走出的解放区干部在物质匮乏、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靠着新中国解放事业支撑前行,而当革命胜利之后,面对灯红酒绿、五光十色的城市诱惑和腐蚀不是人人都能拒绝。开始,伪官员太太偷偷用金鐲行贿娄振的时候他还能保持自我,而当见到年轻貌美的邝立仁妻子时便一下迷失了方向,邝妻教他用刀叉、吃西餐、品红酒、给他过生日、送手表、吃蛋糕,他也开始接受贿赂,学着上海人的样子穿上了哔叽衣裤,甚至公然与邝妻厮混,在糖衣炮弹面前娄振没能坚守自己信念。反观孟思远始终忠诚于自己的理想与职责,先后拒绝了孙向本安排女儿做其秘书的打算,拒绝了孙向本合伙倒卖国家平价面粉的打算,拒绝了玉秀和玉秀表哥找工作的打算。
结语
电视与电视剧作为受众最广的大众传播媒介,其德育教化功能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在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以及努力恢复传统文化精神的今天,新世纪鲁剧对“仁义礼智信”儒家五常的现代化表达的探索值得称道。其实,如果仔细、深入分析的话,前文的每一部电视剧都包含五常因素,本文只是将每部电视剧最突出的道德价值单列做个案分析。相信未来鲁剧会将多年来的精品路线坚持下去,也相信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会藉由鲁剧的力量在齐鲁大地乃至神州大地璀璨绽放。
(作者王金秀系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文化;孙鹏系鲁东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