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符合国家大电影观念的激励机制

电影《狼图腾》剧照

     好莱坞有广泛的世界影响，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看，以其为参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很多人本末倒置了，把好莱坞当成了惟一的参照。这样丢掉的不只是电影，文化上的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尤其是丢掉了对自身文化的坚守。我们研究好莱坞电影，就是为了把被遮蔽的亚洲文化的优势展现出来。因此，必须摆脱好莱坞的定格，以我为本。这个“我”，就是亚洲电影、华语电影。

      要达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新主流电影必须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兼容市场竞争意识，挖掘有益于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建立符合国家大电影观念的激励机制。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有利于汇集各路英豪以浩荡入海的胸怀去呈现新主流电影的博大气质。

      艺术教育仍然更多地被当做单一的专业技巧教育，而不是艺术素质文化教育；更多地被当做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创收对象，而没有差异化的分工。从根本上看，改变艺术教育观念的关键就在于：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更加丰富，确立精神文化意义上的艺术观念，使艺术教育真正成为人的全面成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北京师范大学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所编写的《分立观照·文化比照——亚洲电影的当下景观》与《中国电影历史全景观照——110年电影重读思考文集》，将于今年4月出版。围绕这两部被视为该中心重要研究成果总结的著作的出版，笔者就当前民族电影与华语电影的发展态势、“新主流电影”概念的内涵等话题，近日专访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戏剧与影视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主任周星教授。

    摆脱好莱坞的定格，以我为本

     冯巍：周老师，您能谈谈“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近期的研究规划和活动规划涵盖哪些方面吗？

     周星：“亚洲与华语电影研究中心”是要专注于研究亚洲各国的电影理论、历史、产业、文化，及其对华语电影的影响。当前，亚洲电影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其成为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中国电影市场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且在努力向“世界第五大电影强国”迈进。韩国电影已进入世界前十，日本电影近年在本土市场的竞争力强劲提升，印度电影在葆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时积极建构国际化的发展策略。

     好莱坞有广泛的世界影响，学术研究上是无法回避的。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看，以其为参照，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很多人本末倒置了，把好莱坞当成了惟一的参照。这样丢掉的不只是电影，文化上的很多东西都丢掉了，尤其是丢掉了对自身文化的坚守。亚洲电影包括华语电影有其自身的优势。参照好莱坞是为了发挥自身优势，而不是盲目地追随。我们研究好莱坞电影，就是为了把被遮蔽的亚洲文化的优势展现出来。因此，必须摆脱好莱坞的定格，以我为本。这个“我”，就是亚洲电影、华语电影。视角这么一转，就开阔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完全有可能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亦步亦趋，永远没出息。我们必须拨开好莱坞的迷雾，让自己的真身得以彰显。当我们的电影树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方法、审美理想，并且最终树立起自己的民族文化，电影的价值就不只是电影了。

     我们中心此前对印度、泰国、伊朗等亚洲国家的电影发展现状以及华语电影的全球图景做了研究。至于具体的活动规划，我们准备每年举办相关主题的国际会议，邀请中外学者、电影业界人士开设讲座、主题对话和专题培训。在时机成熟的时候，还将推进与国内外的电影制片、发行、放映机构合作，尝试进行亚洲电影项目的策划、拍摄与营销，探索“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综合类大学的电影人才培养模式。

    赢得年轻人，接上前进中的民族地气

     冯巍：去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指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如果在这一语境中考察华语电影，尤其是中国本土电影，您认为在这个电影票房的“后百亿时代”，电影文化的格局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推进“民族电影”的发展？

     周星：目前来看，中国电影的总体格局是好的。十年前开启了市场化，2010年的国内票房就达到了100亿，很快攀升到200亿，现在已经接近300亿了。这些数字表面上看是电影市场的发展，背后却是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支撑电影文化的发展。这一跨越既为电影市场的多样化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国电影提供了走向与世界交流的舞台。产生这一跨越的必然性之中，也包含着一定的代价，即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了长远目标，不再顾及思想升华、情感表达。得与失之间，我们要辩证地看。现今的电影文化快餐盛行，很多作品选材雷同，情节老套，意义肤浅，不能够反映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当代形态。人们的忧虑是有道理的，我们确实应该放稳脚步，去看看已经丢去和亟需增长的东西。这样，才能在艺术和文化上真正发展华语电影。

     计划经济时期也产生了好电影，但今天不可能回到过去。我们不能抱着回到过去的心态，来期待中国电影的当代繁荣。任何时代，好的电影都是发人深省、使人宁静的，而不是用灯红酒绿、技术特效来平添焦躁与市侩。不能简单回到过去，也不能惟市场是举。但是，市场的成功不可忽视，因为只有在一定的市场基础上，靠民族传统、民族文化支撑电影艺术发展的愿景才能够到来。这两年，青年电影的巨大票房收益与人们对这类电影的种种不满，就折射了这一点。辩证地看待问题，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电影的当代转换正在进行中，我们在一步步地贴近理想，接上审美的民族的地气，但也丢弃了一些传统审美、传统精神的东西。这些传统的东西需要补上，但对现状不能简单地批评。要真正接上前进中的民族的地气，重要的是赢得年轻人。一味贬低青年电影，时代就不能前进。我们要为青年电影的成长铺路搭桥。

     冯巍：在梳理中国电影史的过程中，您重新强调了“新主流电影”这一创作概念。您认为，从广义上讲，那些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具有积极价值取向的电影创作都应该归入其中。就中国电影的现状来说，我们确实需要大力发展国产片，但与此同时，合拍片的大潮也在全方位地袭来。那么，我们如何在与国外合拍电影的浪潮中坚守我们的“新主流”即我们积极的价值取向，坚守我们的文化权归属？

     周星：我是前两年谈到“新主流电影”的概念的。最近两年，我们已经看到国内很多“有创新的低成本商业电影”以及“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商业化电影”，创造性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语境，总体上与好莱坞电影形成了抗衡之势。这种抗衡表面是票房上的，实质是文化上的。要达成具有可持续性的发展，新主流电影必须立足民族传统文化，兼容市场竞争意识，挖掘有益于中国电影的整体形象，建立符合国家大电影观念的激励机制。这四个方面结合起来，有利于汇集各路英豪以浩荡入海的胸怀去呈现新主流电影的博大气质。除了价值观主流、影响力主流，青年电影人尤其应该成为“新主流”中的主流。

     说到合拍片的问题，概念一定要清楚，不能站在狭隘的民族立场去理解。我们要从更高的视野出发，即站在世界电影整体发展的高度，把合拍看做文明的对话、文化的交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大了，才有资格进行真正的合拍。像《狼图腾》请了法国导演。过去人们会觉得这就不是中国片了，现在谁会这么说呢？合拍就是要“为我所用”，资金、导演、演员都可以为我所用。我们已经有气度用法国导演，证明我们的文化强大了。合拍对于中国电影产生世界影响的推动作用，会越来越彰显出来。全面融入地球村的交流，就是中国电影的世界格局。但是，我们的电影文化一定要有自己民族的故事、民族的精神风貌。合而化之，化“敌”为友；合而扬之，扬我本质；合而强之，强我文化。采用东方面孔，也很重要。这需要巧妙地驾驭。有了这样的气度，我们的电影就可以坦然面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度的情感表现。

     冯巍：说到青年电影人，您参与创办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从1993年开始，和那时艰难前行的中国电影同步奋斗，现在已经走过了21个年头。为了搭建这个能够让大学生表达自己对当代电影的观点的舞台，您一定是做了很多复杂而细致的工作，可以请您谈一谈吗？您对这个电影节的未来走向有什么设想？

     周星：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已经举办了21届。当初创办这个电影节，一方面是为培养复合型高端电影人才提供一个社会实践平台，另一方面是为坚守对华语电影鼓励和支持的责任打造一个高校学术平台。这个电影节是“文化的电影节”。人们已经看到了它作为一个文化品牌的惟一性。这里没有影片交易、市场对话一类的内容，我们坚持做的都是具有文化贯穿性的工作，依存于校园文化和学院气息，注重学术品位。正是因为赋予了这种独特的品性，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才在教育界、学术界和电影界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无论是中国电影陷入低谷、市场化转型带来困惑，还是大片催发了电影新探索，还是如今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这个电影节不变的宗旨都是支持大学生们投身于电影节的全程活动，培育他们对于中国电影的热忱，推动他们挖掘中国电影自身的生长点，并且用自己独立的文化见识来倡导新鲜的创造。历届电影节都是以本硕博的学生为主体来轮流操持，确实很有难度，但坚持了21年。当大学生电影节在2013年迈过20年的节点之后，2014年是大片回归、多种样式交相辉映、中国电影开始新跃升的年份。这一年超规格地收到237部影片报名、2400部学生原创剧本参赛，让第21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具备了丰富的展开可能。围绕着“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这一主题，电影节主体活动将评奖与展映、竞赛与学术研讨会、时代主题和艺术文化常态思考结合，国内外分会场同步进行，持续了一个多月。从开幕式上的“二十年五佳电影及五佳电影导演”评选颁奖，到汇集两岸三地暨港澳台地区研究者的“百年香港电影经典影片展映及国际学术研讨会”，与驻华韩国文化院合作举办“商业类型与文化表达”学术研讨会，邀请李安电影制片人詹姆士·沙姆斯开展的“电影大师面对面与中国导演对话”，到在加拿大开设分会场展映中国电影，在美国、加拿大举行中国电影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都在师生和业界产生好的影响，其中创作者的交流和交锋中带有浓厚的学院派学理逻辑。我们今后还会这样走下去，不遗余力地推广中国电影和扩展中国影像文化的对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