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初心”构建中国当代词坛的“新常态”

不忘“初心”，不求“有用”

构建中国当代词坛的“新常态”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综观中国当代词坛的发展现状，笔者以为，要构建历久弥新的“新常态”，必须经历一番吐故纳新的阵痛，必须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改变。

     从多而杂向少而精转变

     据说每年中国内地的歌词产量有十几万首之多（还有说几十万首），但老百姓能听到看到的不过几百首或几千首，成活率非常低，能够流行的歌曲就更是凤毛麟角。这固然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比如创作理念、播放平台、市场需求、营销方式等等，但质量普遍不高是不争的事实。不少词作者始终抱着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创作理念进行创作，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显然是浪费了精力，浪费了感情。所谓人生苦短，要做的事很多。如果选择了音乐文学创作这门职业或爱好，还是要树立精品意识。宁可创作一首歌词让人唱一千遍，不要创作一千首让人看一遍或听一遍。歌词数量多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创作的题材无所不包。上至政治目标和方针政策，下至普通人的对话或餐桌上的菜单，把一些不适合歌词表现的题材也揽入怀中。承受不该承受之重，承受不该承受之轻。把创作者当成无所不能的变形金刚，其结果可想而知。曾经在文学理论界有一种说法，叫唐诗宋词已把天下的好词用完了，后代很难超越。这当然有其偏颇之处，但却说明一个事实，即一个时代创造的艺术高峰形式，后代很难整体超越。比如，在颂歌时代写颂歌，创作者心中有“神”，带着十二分的虔诚，作品会被同时代的人所接受。而人的时代写颂歌，创作者心中无“神”，只有人，很难写好。尽管搜肠刮肚地写出来，听起来也总不是滋味。虽然笔者要对他们持之以恒的敬业精神说声：“老师您辛苦了！”但还是希望歌词创作能回归到歌词艺术的本质特征：形象性、抒情性、歌唱性。把写不好唱不好的内容，交给其他艺术形式去表现，干好词作家分内的事。

     从动态评价向深度探讨转变

     翻看此前一些歌词报刊的理论评论专栏，大多是谈歌词创作技巧和词作家词作评点以及学会、名人动态的文章和消息，而反映当代文化背景、文艺思潮、作词人生存状态以及当今词坛带有倾向性和全局性问题的文章较少。大部分稿件有理论无争鸣，有表扬无批评。其原因之一是此类稿件不好写，要掌握大量信息，做深入的理论研究工作；之二是此类稿件不讨好，容易得罪人，万一漏掉或批评什么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问题就大了；之三是此类文章不容易发表；之四是歌词报刊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学术交流和百家争鸣上，而是变成词作家的表扬栏和宣传橱窗，失去了应该承担的文艺批评功能。笔者认为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只能歌功颂德、只说成绩，而把揭露假恶丑，视为负能量。其实对冬天的鞭挞，也是对春天的赞美。

     不做“奴隶”

     我们还有不少歌词作品，并未走向市场，只是走进会场、广场。在权力没有完全被关进“笼子”前，一些词作家创作的作品，不是凝聚毕生心血和生命感悟的艺术品，而是体现某些“政绩”效应的宣传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刚学写诗那会儿，读到一位著名诗人写的文章，他告诫有志踏入文坛的年轻人，要想成为一位真正的诗人，首先要读岳飞的《满江红》，再读文天祥的《正气歌》。今天想来，这是对做一个有气节有风骨的中国文化人的基本要求。词作者也应如此。试想一个常为“五斗米而折腰”的人怎么能够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歌词作品？同样也写不出：“冷漠的人，谢谢你们曾经看轻我，让我不低头，更精彩的活”这样荡气回肠的励志歌。一个思想被禁锢被驯服的灵魂，怎么会有自由无瑕的想象？而想象力正是形象思维的点睛魔棒。当笔者听到《我相信》（陈国华作曲、编曲，刘虞瑞填词）中“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在这里我都能实现”的这几句歌词时，心生羡慕。

     不忘“初心”，不求“有用”

     所谓“初心”是初衷、初志、初愿之意。只有不忘记自己最初的想法，才能有始有终地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它传达出一种为人处世的优雅：沉淀后，去做一个温暖的人。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原则，有自己的信仰，不急功近利，不浮夸轻薄，宠辱不惊，淡定安逸，心静如水。文艺创作更多时候是情感的抒发、心灵的诉说，属于“无用之用”。过度强调作品的服务功用，反而会欲速则不达，产生大量的废品次品。《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创作之初，并未把它作为国歌来创作，却最终成为国歌。君不见全国各地征集的会歌、市歌、县歌、校歌有多少，而真正被老百姓接受并传唱的有多少。歌曲征集固然是推广作品的主要形式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它的负作用是过度强化了主题性和功利性，削弱了情真性和独特性，有时还容易滋生评比腐败。有的作者创作之初就有很强的目的性，这个用于参加评奖，那个用于晚会上电视，可谓“对症下药”。写作动机一旦不纯粹了，写出的作品就不“走心”了。倒是一些很简单很单纯的歌词作品，承载着时代变迁、人心向背。在今年《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上，有一首叫《从前慢》（木心作词）的作品很“走心”。歌词是这样的：“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首简短的怀旧歌词，字里行间透露着词作者对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带来的某种诚信缺失、爱情迷茫、安全感疏离的反思和忧虑，寄托着对往日简单美好生活的怀念和追忆。《中国好歌曲》第二季中还有一首女唱作人林二汶创作的《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很好地诠释了周华健导师给出的“团圆”命题。切入角度独特感人，标题极具流行性。歌词是这样写的：“你说世界很大，总有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我说世界再大，没有你在的地方，不过是寂寞，寂寞地流浪。可是一步一步走，人生还是要向前走。走啊走啊，走到哪儿了，那条回家的路已远去了。想啊想啊，想起你了，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的黑发，变成白发……眼前是未来的路，脑海回响着你的话。去吧去吧，跟着心去吧，你说得轻松，我的脚步却重了。终于回家，看见你了，却发现梦想不能换回时间。最好的，错过了；错过了，却学会了”。

     要创造有利于出人才出作品的文化环境

     中国不缺好人才，就缺好的机制体制。从《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等多个电视选秀栏目中涌现的大量优秀歌手、优秀唱作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这里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西汉文学家、经学家刘向曾在其编著的《说苑·谈丛》中提出：“高山之巅无美木，伤于多阳也；大树之下无美草，伤于多阴也”。如果我们把“高山”象征成政治权力中心，“美木”象征成优秀的艺术作品和大师大家的话，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规律：文艺作品成了应景的宣传品，政治理念取代了独特的艺术思维，“伤于多阳”。文艺离政治太远，作品成了纯私人的文字游戏，没有任何社会意义可言，“伤于多阴”。二是处理好文艺与政绩的关系。文艺如果出了成绩，是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劳。三是处理好“要我写”和“我要写”的关系。大凡搞过创作和评论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要我写”是命题作文，不好写，也常常写不好。除非正巧碰上多年的积累，否则事倍功半。而“我要写”常常得心应手，似有神助。原因就是“我要写”多发自内心，自然流露，不吐不快。四是处理好现实和理想的关系。恐怕每一个从事歌词创作与研究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和文章被社会认可、被世间流传。但“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由于种种原因，经过多年努力后，理想还在远方。这也没什么关系，正如李宗盛歌唱的那样：“如果你千真万确的爱过一场，其他的留给时间去讲”。关键是写得开心，活得精彩。

     综上所述，构建中国当代词坛的“新常态”，要的就是不忘“初心”，不求“有用”：作为作者，要排除金钱和利益的干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我手写我心。心中有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作为文艺的领导者，要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遵循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为创作人和评论者提供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作为歌词学术期刊编辑，要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让不同风格的花竞相开放，让各种学术观点和思想相互激荡。有了这样的“新常态”，我们离现代歌词艺术的高峰期就会越来越近。